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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花流水悠悠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上海的兴起与基因  

2010-05-04 18:54:25|  分类: 深度探索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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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,英文是“better city, better life”,中文是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。它们的语义多少有些不同。

  这个主题是上海在2002年12月申办世博成功之前就已经确立下来的。时任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朱林楚向媒体介绍,世博的主题由50多人组成的研究组提出,包括学者、官员、电影导演和广告公司创意人员。最初,大家属意“新城市,新生活”,后经一位外语教授建议,英文中,“BETTER”比“NEW”更少歧义,更朗朗上口,于是,就改成了现在这句话。

  也就是说,这个主题是先有英文的。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从“better city, better life”翻译过来,而这种翻译夹杂了一些新的意思,其中的差别很是有趣。

  中文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如果直译,应该是“urban living makes life better”,这话似乎暗含着对乡村的歧视。事实上,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“绿色”一些,而“绿色生活”恰是世博会倡导的哲学。

  如果用“urban living makes life better”做主题,参加世博申办评审的大多数西方评委可能都不会接受。不过,在中国,特别是在上海,中文的主题则获得广泛的认可。

  这种认可的背景是,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市化。上海,作为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,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,自1843年开埠以来,一直是中国现代城市的探路人和领跑者,同时,上海也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。

  为什么是上海

  然而,机会并不是一开始就降临在上海身上。

  1557年,在上海开埠前近300年,葡萄牙人已经从明朝手中租赁到了澳门,并开始与广州通商。

  鸦片战争之前,广州是中国官方惟一允许的对外开放口岸。1604年,还是在明朝时期,荷兰公司就已经到广州做生意了;1637年,明末清初,英国公司开始进驻广州。

  不过,在当时的广州,外商受到了诸多的限制,“十三行”(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总称)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外贸易。这造成了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价格奇高。以茶叶为例,1650年前后,茶叶最初引进英国时,每磅的价格大约为10镑。考虑到1英镑的原初定义为1磅重的白银(在英文中,“镑”与“磅”为一个词:Pound),可见当时的茶叶之贵。

  英国商人一直在寻求绕过“十三行”,到丝绸、茶叶的原产地去进行贸易的可能性。经过长期的情报搜集和实地考察,上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

  在开埠之前,上海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谓的“小渔村”。上海周边有非常发达的航运业和造船业:郑和下西洋启始港为今太仓刘家港,太仓的中心距上海市中心仅60公里。上海造的“沙船”(一种底平,吃水浅、载重多的船,适合在内河和沿海岸线航行),在轮船引进之前,一直是中国航运的主力船型之一

  更重要的是,长江三角洲河网密布,从上海乘船,几乎可以到达每个主要的城镇;长江航道又联系着镇江、南京、武汉、重庆等重要城市,这帮助上海成为中国最具辐射力、最能有效延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城市。

  相比之下,广州所背靠的珠三角区域,经济总量远不及长三角,而且,航运所能辐射的范围亦较上海为小。

  鸦片战争前,英属东印度公司曾派遣林赛赴上海实地考察,林赛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,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、中国中部的大门。他认为,当时上海的国内贸易已经超过了广州。

  事实上,鸦片战争之后,虽然是“五口通商”(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和上海),上海的外贸成长性远高于其他地方。开埠之后仅仅10年的时间,上海就取代了广州,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城市,并把这一成绩一直保持到今天。当然,今天的上海,已不仅仅是中国最大的港口,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了。

租界做了什么

  上海之发展,始于航运,而航运之发展,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。不过,上海能取得后来的成就,最重要在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,上海通过“租界”这种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形式,实现了事实上的市民自治。

  鸦片战争之后,依据《南京条约》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条约,英国人要求在上海设立租界。1843年11月,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,上海从此对外开放。

  后来,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就租界问题多次磋商,达成协议,这些协议的精神体现在1845年11月公布的《土地章程》上,该章程规定了英租界的最初位置和范围:大致在今外滩以西、延安东路(当时为洋泾浜,是一条小河)之北,今北京东路之南,面积约830亩。大约10个月后,就向西扩展至今河南中路(当时叫“界路”),面积增至1080亩。再往后,租界不断地向西扩展,面积越来越大。最后,由英美租界组成的“公共租界”总面积达3.35万亩。

  1848年,美国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;1849年,法国在英租界之南开辟法租界。

  1854年,三个租界联合成立市政机构“上海工部局”。1862年,法租界又独立出去。1863年,英租界和美租界正式合并。从此,一直到1943年法英美先后退还租界,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,上海就一直拥有三个政府、四块地方:英美公共租界(工部局)、法租界(公董局)、以及被租界分割为南北两处的“华界”。

  “上海工部局”的英文名称叫“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”,直译过来就是“上海市政委员会”,它拥有所有的行政权力、可以自己征税,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。中文叫“工部局”,仅仅强调它从事市政建设的行政功能,可能是想多少给中国当政者保存一点颜面。

  公共租界的管理非常有特色,粗略地说,它是依照现代公司制精神而建立的一个政府。

  首先,租界中相当于议会的机构就有一个商业味道非常浓厚的“纳税外人会议”(Foreign Ratepayer`s Meeting),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并不需经过民主选举,而是依据地产和纳税的情况确定:地产价值在500两以上,年纳“房地捐”10两以上,或年付房租银500两以上,自动进入该会议。

  最初,华人不能参加这个会议,因为清政府最初不允许华人成为租界居民。后来,这个规定没有执行,华人成为租界最大的居民群体。1920年,“纳税华人会议”成立,不过,它的权力要远小过“纳税外人会议”。

  依据1930年的一个调查,当时公共租界共有外侨36471人,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2677人,仅占7.3%。

  “纳税外人会议”的常设机构,也有一个商业味非常浓的名字:工部局董事会。该董事会经“纳税外人会议”选举产生,成员人数不定,最少时仅3人,最多时14人。1928年始有华人进入董事会。

  董事会下设若干委员会。委员会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而设置,并不固定,不过,财政、税务、上诉、工务、警备、卫生、学务、图书馆等委员会相对稳定。

  委员会下设处、商团等组织,负责具体执行,是实际上的行政机构。

  此外,租界还有相对独立的警察和司法系统,这个系统不仅适用于生活在租界的外侨,而且还对生活在租界的华人实际有效。

  一些现代的法律观念,比如律师制度,比如审案要重视证据而不是口供,比如对肉刑的排斥等等,在租界时期都在慢慢地引进。

  另外,对自由的推崇氛围也直接导致租界的文化发展异常蓬勃,从文学、新闻、出版到电影、戏剧,租界时期的上海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勃发时期。

  不论是英国人、美国人还是法国人,开辟租界的最初用意无非是自己到中国来做生意,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。赚钱了,自然要改善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。而要生活得好,光顾着自己房间内部还不够,公用的道路、桥梁、水、电、煤、教育、文化也都要管,甚至还有司法制度,也需要引进。这些原本抱着发财目的来中国的人,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的现代城市管理经验。

  这些经验在公共租界实施了,效果不错,法租界也开始实施,华界也跟在后面学。在不断的比较和竞赛中,居住于其间的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  华人涌入租界,最初是因为躲避战争。特殊的政治格局,使得租界能基本避免战火。他们在租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,就体会出其中的好处来,所以,尽管租界的地价远高过华界、生活成本居高不下,但是,在战争结束后,大批的华人最后还是选择在租界生活。这些华人有的来自上海老城厢,有的来自江苏和浙江,有的则来自广东、安徽等地。除了华人,犹太人和失国的白俄罗斯人也一度大批移居上海租界。

  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,在同一方水土之上生活,自然带来不同文化的竞争,通常,总是优势的文明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,“海纳百川”的“海派文化”就是在这种杂交的局面下形成。这就是上海的基因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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